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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面向“發展型減碳”的環境治理轉型

      2024-5-22 13:35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 羅亞娟

        “雙碳”目標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硬約束,不僅對發展方式優化提出了新要求,亦對環境治理轉型提出了極大挑戰。中國傳統產業體量大,減碳任務艱巨。如何通過治理機制的調適,彌合減碳與發展之間的張力,是大部分地區共同面臨的現實難題,亦是亟待探索的重要理論議題。詮釋環境與社會的關系是環境社會學的核心任務,但當前大部分環境社會學理論是“灰色”的,強調增長與環境之間的持久矛盾以及解決這一矛盾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文化障礙。近年來,國內一部分地區嘗試協調減碳與發展,涌現出多樣的“發展型減碳”創新實踐,既為安全降碳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思路,也為從環境社會學視野理解中國式生態現代化的理論邏輯提供了生動的實踐基礎。

        發展抑或環保:

        傳統環境治理的兩難問題

        發展抑或環保在傳統環境治理思路下,這是一個兩難問題。之所以陷入兩難,源于將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對立的認知基礎。這在過去的工業污染治理中有突出的體現。一方面,一部分地方政府傾向于為“溫飽”舍“環?!?,造成常規性環境治理的失敗。另一方面,當地方政府因常規治理失敗引發嚴重的環境問題,面對中央環保督察、約談、問責等外部環境治理高壓時,又往往以運動式治理的形式突擊性關停污染企業,對地方發展造成破壞。這類環境治理問題的產生固然有其結構性成因,如國內學者所提出的“社會轉型論”“次生焦慮論”以及“政經一體化機制”等解釋,也與地方環境治理決策中固守發展與環保對立的思維有直接的關聯。

        一些地區將這種傳統環境治理思路沿用到碳治理工作中。2020年“雙碳”目標提出后,各地積極響應,掀起了碳治理熱潮,但在一些地區衍生出競爭式減碳、運動式減碳的現象。一些地方政府在相互攀比中提出脫離實際的提前達峰、率先達峰的時間計劃,試圖用很短的時間扭轉長期形成的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在治理行動層面,則疾風驟雨般地對傳統產業施行過急、過嚴的節能降碳新政。這類“急轉彎”“踩剎車”式的地方政策,急于節能降碳,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考慮不足,形成多重負面影響。于區域社會而言,產業上的只破不立對地方經濟造成巨大創傷,與之相伴生的還有勞動就業、社會穩定等諸多問題。于宏觀社會系統而言,既容易在不同區域間形成過大的環境政策差異,引發“碳轉移”問題,又可能造成產品供應鏈斷裂,直接影響到跨區域產業上下游的協同運行,波及整個行業的穩定發展。

        為糾正地方碳治理實踐中的這一問題,國務院于2021年10月24日發布的《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國發〔2021〕23號)明確要求各地科學制定切實可行的碳達峰時間表、路線圖,防止過度反應,避免運動式減碳、“一刀切”式的限電限產以及各類風險隱患,以確保安全降碳。地方減碳中的搶跑和急進的行為因此得到有效控制,但如何協調發展與減碳,先立后破,對大部分地區來說仍是難題。

        發展型減碳:

        系統治理的理念及模式

        片面強調經濟目標或是環境治理,都缺少現實可行性從而不可持續。也正是基于這一認知,生態現代化理論反對在環境治理中盲目地“去工業化”或者“去增長”,主張通過技術創新、制度調適等措施實現“超工業化”,推動傳統現代化向生態現代化過渡。相比生態現代化理論發展與環保兼顧的思路,環境社會學者船橋晴俊提出了更進一步的發展與環保的融合思路:環境目標與經濟目標互相耦合,從而達成一種“經濟發展也意味著環境改善”的格局。這與國內環境社會學者陳阿江提出的“寓治于產”重要思想有相通之處。那么,減碳與發展的兼顧乃至融合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值得關注的是,一些地區在減碳與發展的雙重訴求中積極探索并取得實質性成效,我們可以將這類實踐稱作“發展型減碳”。從碳治理角度看,發展型減碳的實踐試圖將“發展”而不是“不發展”“減少發展”作為一種碳治理的目標。換句話說,通過治理模式創新,在達成減碳目標的同時實現經濟增長、社會穩定等多個發展目標。從發展的角度看,這類治理實踐的社會過程亦是對新發展模式的探索過程,有益于在環境治理過程中催生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新模式。相比傳統環境治理,這一環境治理思路具有顯著的系統性治理特征,統籌考慮環境、經濟及社會。

        發展型減碳的地方性探索有多種形式。在碳治理的關鍵領域——工業領域,主要表現為工業減碳與韌性發展并重成為政策自覺。以浙江湖州實施的工業碳效改革為例。不同于一些地區將碳強度作為唯一評價指標,當地政府利用數智化技術構建“工業碳效碼”系統,基于企業碳強度、碳效率以及碳中和率三項復合評價指標,對企業進行精細的類型化處理。合理的分類施策因此成為可能。例如,高碳企業不會因為碳強度偏高被“一刀切”,地方政府對高碳高效型企業與高碳低效型企業實施差別化政策,為高耗能基礎型行業穩定有序地轉型升級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條件。以復合評價指標對企業賦“碼”,有助于企業形成低碳轉型的行動自覺。在江浙一帶的調查中,課題組接觸到不少傳統高碳行業的企業在低碳認知及行動自覺基礎上致力于技術創新,在低碳、零碳及負碳技術上取得關鍵突破。

        在林業領域,主要表現為固碳增匯、產業激活與農民增收相融合。以浙江省安吉縣推行的毛竹林碳匯改革為例。近十余年中,因為毛竹市場價格大幅下跌等原因,該縣的林農對毛竹林缺乏經營管護的積極性,陷入了“收益下降—拋荒失管—生態衰退—收益下降”的循環。為應對這一問題,該縣推行了竹林碳匯改革,嘗試通過“村兩委”推動成立林農股份制合作社,實行竹林集體管護:一方面,有效解決毛竹林拋荒及生態衰退問題,提升毛竹林固碳增匯能力;另一方面,提高毛竹林對林農的經濟貢獻,林農不僅可以按股份獲得竹林經營收入,還可以獲得毛竹林流轉金投資分紅以及碳匯交易的分紅。這一治理方式可謂一舉多得。發展型減碳在農業、養殖業等領域的表現形式同樣豐富多樣,比如稻光互補、漁光互補、光伏牧場等,產生了廣泛的環境、經濟與社會效應。

        發展型減碳的系統觀及綜合效應,對產業深度轉型升級,形成以綠色、低碳、高效、共享為底色的新質生產力至關重要?!半p碳”目標的實現需要立足基本國情及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穩中求進。從治理成本高昂且治標不治本的傳統環境治理向發展型減碳轉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從已有發展型減碳實踐的發生機制來看,未來將發展型減碳推向新的廣度和深度,需對以下幾方面給予高度重視:引導環境治理主體認知轉型,打破減碳與發展“沖突觀”,建立“相容觀”;重視制度建設及政策配套,為發展型減碳所需要的多部門協同、多主體參與提供制度規則及政策激勵;科技創新與地方性知識技術并舉,加強現代綠色低碳技術創新驅動的同時,重視本土地方性知識及傳統生態技術的深度挖掘,為形成多元的、符合地情從而富有生命力的發展型減碳實踐提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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